最近一段时间，全国高等教育界纷纷热传一些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将在新一轮学科和建制调整中遭到裁撤。这样的议论并不是空穴来风。7月15日，兰州大学正式发布文件，宣布撤销该校教育学院及内设机构，而从去年4月以来，南开大学取消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独立处级单位建制、中山大学撤销教育学院、山东大学撤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据了解还有一些著名大学也在做着裁撤教育学科的计划。对学科进行裁撤和调整，对世界各地高校来说应该是一个常态化的工作，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就说过，对发展不好的学科，每年减少10%的预算，从而逐步淘汰。但此番教育学科的调整是属于高校常态化性质的调整，还是应一时之需尤其是应学科评估和“两个一流”之需的调整，在学界还是引起了讨论。考虑到学科调整并不只局限于教育学科，随着“两个一流”建设的进行还会扩大到更多学科和层面，特刊出此文，欢迎大家争鸣与探讨。

裁撤是“真调整”还是“拍脑袋”

近期大学之所以纷纷裁撤教育学院或相关机构，虽然各校没有公开原因，但是能够猜测得出，客观上主要是因为“两个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压力。在办学经费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砍掉或者弱化一些学科的建制，就无法集中有限的经费和资源发展优势学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例如，山东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教育学科在全国排名不高，而其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是独立建制单位，还有硕士研究生培养任务并希望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这就必然需要校方投入财力和资源，但在“两个一流”建设下，学校不可能追求各个学科都发展，于是校方就将教育学科取消了。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和兰州大学的教育学科虽然在全国排名尚可，但可能校方认为要让教育学科为学校带来声誉费时费力，与其这样，倒不如裁撤。

目前，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正在研究制定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和配套政策，拟于今年启动新一轮建设。这将进一步激发全国一些大学调整自己的学科和建制，那些拖学校全国整体排名和学科排名后腿的学科，肯定将首当其冲遭到裁撤。就教育学科而言，裁撤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将建制取消，把教育学科调整到其他院或者部门，让其成为一个下属小学科或者小部门，继续承担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任务；另一种做法是在建制取消的同时，取消教育学科的教学和人才培养任务，只保留科研任务，并强化对学校的服务（教育教学等方面改革）作用，实质性是学校政策研究部门。就后者来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山东大学。当然，山东大学的做法并不是唯一的。事实上，同济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大学高等教育所的模式与之类似。

大学调整学科和建制是各校的办学自主权。只不过，在调整的时候要有理性。过去，追求学科大而全，于是许多大学都发展教育学科，组建了建制单位甚至是正处级的。如今，“985工程”和“211工程”废除了，“两个一流”建设来了，一些大学发现自己不能再这么做了，于是就对弱势学科教育学科进行大手术——切掉或者移植到别的部门。不过，这么做到底是不是理性的，却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一方面，要摈弃党委书记和校长决策拍脑袋，一时兴起，说发展教育学科就发展教育学科，说不发展教育学科就不发展了，说独立建制就独立建制，说取消独立建制就取消了，而要有理性论证。事实上，包括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在内的许多世界一流大学都不仅有教育学科，而且还因在全球学科排名中的位置给学校带来了很大声誉。这说明在感性和急功近利下砍掉教育学科，对于我国志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著名大学来说，至少是需要三思而后行的。另一方面，教育学科在一些大学没有发展好，有很多因素，比如学科带头人是否真的有水平，招生录取等环节是否严格坚持了学术第一的标准，而不是校内党政干部甚至领导混文凭的自留地。招聘不到真正的好学者，招录不到真正的好学生，教育学科自然就得不到好的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难道教育学科发展不好，校方没有责任吗？

“一窝蜂”裁撤教育学科不是好选择

对于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来说，教育学科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教育学科的存在能够让师生为学校的改革与发展献计献策，服务学校。毕竟，办大学是需要遵循高等教育规律的，而真正的高等教育规律的掌握者往往是高等教育学者。虽然我国许多高校的领导都觉得自己真的懂高等教育规律，但事实上他们并不真懂，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违背高等教育规律的改革和做法了。另一方面，一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需要文理兼有，而教育学是文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许多世界一流大学都有教育学科。举例来说，即便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现在没有教育学院或者教育研究生院，但却仍然有教育研究联合中心和城区教育研究所。事实上，我国现在许多大学教育学科并不是突然就产生的，而是源于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室），当时它们的作用就是服务于学校的改革和发展。

现在，那些矢志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我国著名大学，需要对教育学科的改革不是撤销或弱化，而应该是改变其定位。应该从盲目扩大发展，尤其是以招收、培养研究生和获得省部级科研项目和产出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为定位，转型为控制甚至适当缩减规模，以服务于学校的改革与发展为定位。例如，让教育学科的老师研究什么是好的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以及学生评教的问题与解决；让他们研究学校的办学定位、教育教学及管理等方面的改革方案、自主招生政策的完善；让他们研究学校的课程设置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出改善建议。一旦如此转型了，少了对他们的科研绩效考核，那么他们就无须为科研项目、课题和研究生教育费心费神了，就能很好地服务学校方方面面的改革与发展。这对矢志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我国著名大学将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国一些著名大学现在“一窝蜂”地跟风撤销教育学科，应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好选择，甚至是一个坏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6月17至18日，来自全球顶尖研究型大学的二十余位教育学院院长和前院长相聚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普希金城，出席“研究型大学的教育学院：挑战、机遇与合作”高层峰会。这一峰会由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教育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举办。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全球14个国家19所顶尖学府的22位教育学院院长和前院长围绕共同关心的“研究型大学教育学院在改进教育政策和实践中的定位与作用”等会议主题展开热烈讨论。其中，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前院长帕特里夏·格雷厄姆教授在《研究型大学教育学院面临的挑战》的主题演讲中讨论了教育学院对于哈佛大学的作用，并提出了她的建议。会议达成共识，最后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前院长亚瑟·莱文教授在会议总结时说，“这次小型会议就像一颗能导致雪崩的卵石”，非常重要。

总而言之，在国家高等教育“两个一流”建设大背景下的大学学科调整必须理性，不能急功近利。著名大学在撤并一个学科前，校方不仅必须广泛调研，而且还必须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切不可不尊重学校学术委员会的意见，就领导自己拍脑袋决定。事实上，正是由于我们的大学的领导拍脑袋决定，所以才导致今天千校一面的学科大而全，造成了今天自己学校的学科特色不鲜明和不理想等问题。现在，在“两个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按理说就不能再重蹈校领导拍脑袋决定的覆辙了。而且尤为引人深思的是，难道一所大学为了追求学科和全校的整体排名，要把学科砍到只有那么少数几个全国甚至全球领先的学科才行吗？